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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╱王呜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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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爱却不能是合法的伴侣

这几天真的好累，体力透支，偏偏闹钟一早就响了。我翻个身，眼皮睁不开。从初诊断到现在才十几天，我却觉得好漫长，彷彿经历了无数次生死。

好疲倦啊，我可以赖在床上，不要面对现实吗？今天要发稿单、发摄影单、敲定下周的採访，并且写完一篇稿子。一定要提早出门才行。

撑起来坐在床沿想了一会，决定弄份葱蛋、烤个小贝果、做碗草莓优格，再好好煮杯咖啡。我需要一顿舒服、悠闲的早餐，让自己喘口气。只有一个我能够照顾阿述、小狗，我撑得好累，需要蹲一蹲，才有力气站得直挺挺，重新当她们的靠山。

出门时间晚了，只好赶计程车上班，在车上打电话谘询律师朋友，简单说了阿述发现罹癌的经过、目前的状态，以及我们的盘算后，问律师：「我有医疗决定权吗？我们的财产是否需要先处置？」

我最想问的是：我们已经像夫妻一样在一起十三年，我可以像异性恋夫妻一样，为我的伴侣处理事情吗？法律对我们有什么保障？或者，法律会如何为难我们？

律师淡淡地说：「妳们是法律上的陌生人。」目前台湾的法律并不保障同志伴侣的权益，哪怕我们已经在一起十三年，我还是没有完整的医疗决定权，更无法处分我跟阿述的共同财产。

我听了非常震惊。我们比很多异性恋夫妻都相爱、紧密，没想到却是法律上的陌生人，我们不是「合法的伴侣」，所有法律上承认的伴侣责任与权利，我们都没有。

我们的关係，比我想像得脆弱、难堪。

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「不合法的困境」。两、三年前，为了买保单，就费尽心思。

当时有好几位长辈心脏病发，很突然就过世了，甚至有正值壮年的朋友只是去看场电影，却心肌梗塞发作，电影还没有演完，他就走了。我真的很不安，作息颠倒的阿述万一突然倒下，我该怎么办？老是气喘，又有心脏病的我万一走了，阿述怎么办？

星盘上有四个天蝎的我，常常感受到死亡的黑暗力量，我会预想死亡场景。也许是我走了，阿述悲伤邋遢到无法好好生活；或者是阿述走了，我慌张到只会哭。有时候我想着想着，就鼻头发酸。

处处存在的刁难与不平等

死亡随时会来，我总得预先做点什么。我决定两人都要买保险，并且把对方设为受益人。我们必须为对方留一笔钱，万一我们离去，活下来的人可以有两年尽情悲伤，不用为钱苦恼。

我找了亲近的朋友帮忙处理保单。儘管现行保单里可以用朋友当受益人，但实际上申请理赔时，还是要有死亡证明才能作数，这个过程极可能被家属刁难。虽然我们跟彼此原生家庭的感情都很好，牵扯到钱，还是要谨慎，不要让任何一方为难。

于是我坚持的保单条件就是：「阿述不需要拿到我的死亡证明，就可以领到保险金。」我不是故意龟毛刁难，而是我不愿意阿述伤心哀痛时，还要为了死亡证明而苦恼，甚至为此跟我的家人争吵。

最后保险顾问终于找到一个办法，只要把直系亲属也设定为受益人，再调整两人理赔金的比例，我身故后，当家属提出死亡证明申请保险金，保险公司就会主动按比例分配保险金。虽然绕了一个弯，也减少阿述的部分权益，却是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方法。

于是我们各买一张保单，保险金百分之十给母亲，百分之九十给对方。有了这笔「哀悼基金」，我才可以安心离去。

这是我第一次深深感受到同志伴侣原来这么不堪。

现在阿述罹患癌症，要面对的更多，在医疗权上，虽然医疗法第六十三条、六十四条明定「关係人」也可以有医疗决定权，但是遇到重大医疗决定，如截肢、插管、放弃急救等危急关头，医院为了自保，通常都坚持要家属签名才算数。

医疗权尚且如此，更别提监护权、财产处分等等。我们到底还要经过多少刁难？我们难道不是相爱的伴侣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样的歧视？

台湾对同志真的公平吗？真的没有歧视了吗？

我挂上电话，无语望向窗外。下太阳雨了，细细雨丝把仁爱路洗得好乾净。计程车司机把冷气开得很强，放送台语老歌。小车彷彿成了另一个宇宙，安静、冷冽，车子开得平稳缓慢，我掉入另一个平行宇宙吗？为什么窗外的世界那么美丽，我却要面对这么多难堪？

为什么我跟阿述只能是法律上的陌生人？

我抹了抹眼泪，望着清亮街景，忽然发现这世界根本不美丽，世界很虚假。

●摘自宝瓶文化《说好一起老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