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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从或反抗？

文／林佳範

（国立台湾师範大学 公民教育与活动领导学系系主任、教育部人权教育辅导群召集人）

　

书名：《服从权威：有多少罪恶，假服从之名而行？》
作者：史丹利‧米尔格兰（Stanley Milgram）
译者：黄煜文
出版社：经济新潮社
出版日期：2015年12月10日

分享 faceb北京拓展训练公司哪家好ook twitter pinterest 服从是人性吗？或反抗是必要的吗？

我们的文化中，受儒家伦理的影响，很强调尊卑的关係，例如孝顺不只要求「尊敬」更要求「顺从」长者，甚至从很小就要小朋友「听话」，不然就是「不乖」，可见「服从」尊长甚至被提升到伦理价值的层次，而不论其是否有值得尊敬或崇扬之处，「听话」本身即被赋予正当性。换言之，小孩子的责任是在「听」而不在「说」，更彰显在我们的俗谚：「小孩子有耳无嘴」，其被期待能服从，而不在于有自己的意见。

比较令人讶异的是，西方社会并未受到儒家的影响。在一九六○年代耶鲁大学教授史丹利．米尔格兰（Stanley Milgram）所进行的十九次一连串的实验，参与人数多达一千人，年纪从二十岁到五十岁，当中没有人是大学生或高中生，在非使用外部的强制力之下，受试者被告知要进行处罚与学习的效果研究，当被电击的对象已展现高度的痛苦，很高比例的实验对象仍然会服从实验的指示，纵使有所疑虑，仍服从指示持续地按下更高的电力，直到最后的阶段。

米尔格兰实验示意图。 图／Expiring frog(CC BY-SA 3.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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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娜‧鄂伦（Hannah Arendt）

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这项实验的结果，或许可以呼应哲学家汉娜．鄂伦（Hannah Arendt）所谓「邪恶的平庸」（the banality of evil），在一九六一年其在以色列观察公审二战的战犯艾克曼（Adolf Eichmann），这位前纳粹执行屠杀犹太人的「最终解决方案」主要负责人，其并非对犹太人有多大的反感或深仇大恨，而是一位如邻家大叔般的平常人，执行大屠杀就像公务员在执行一般的公务一样，如同前面的实验当被指示进行电击的工作，即使对其正当性有所质疑，甚至对被电击者产生同情，而大多数的受试者仍然会服从指示完成电击的工作。汉娜．鄂伦提醒我们，不是很邪恶的人，才会做出邪恶的事，一般的人若不加思索地服从邪恶的指示，仍会做出邪恶的事，甚至大多数的邪恶，都是这样造成的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必须提问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们难道不会反抗吗？这些受试者，若反抗不执行电击的工作，也不会有任何的威胁或损失，但为何不反抗，而选择继续服从指示。或许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诺要进行实验，即有义务要完成实验，虽然对于这样的实验仍有一点质疑。换言之，或许履行承诺的责任感高于停止被电击者的苦痛，只是这样的思考，是对的吗？对于艾克曼来说，执行长官所交办的任务则高于数百万犹太人的性命，而这样的判断是对的吗？这样的说法，或许更反映出他对于自己所执行的任务，是不是「邪恶」或「不正确」，并未产生任何的怀疑，或纵有，但其他的考虑更高于杀掉几百万的犹太人。

其实，我们若反观人类的历史，类似几百万人被屠杀的案例，并非是罕见的，且往往是在成就许多人自认为的「神圣」的事，不管是基于阶级、种族、宗教、国家、民族、政治意识形态等等的理由。一直到人权思想的出现，强调人性尊严的不可剥夺；认为每一个人的人权都是神圣的，且应该超越前揭各种的理由，才开始对于大规模灭绝人类的行为，视为一种邪恶。人权对于一切的杀戮行为都认为应该被禁止，甚至包括死刑，而前揭种种「神圣」的理由，甚至被认为係各种的歧视或不正确，而丧失其正当性。

人类营社会生活，欲形成公共的秩序，难免会有支配服从的关係，惟不同的是在于其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。如在政治上，不管是威权专制或民主政体，其区别不在于是否有支配服从关係，而在于其政治正当性的基础，如在君权神授的时代，其统治之正当性诉诸于宗教的神圣性，而在民主时代，其更奠基在人权、法治、民主的选举等之上。甚至，在社会上人际的关係，更可能基于经济上、知识上、阶级上、种族上、性别上等等之不对等或优势，所造成的支配服从关係，而这些过去传统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尊卑伦理关係，亦被重新检视其正当性的基础，例如过去重男轻女的父权伦理观，从性别平权的角度而言，即视为是不对的或邪恶的。

因此，在强调人权保障的民主国家，所谓支配服从的关係，很难不被检视其正当性的基础，如法国哲学家卡谬（Albert Camus） 所主张：「我反抗，故我们存在。」反抗即代表着一种新的存在抉择，而不是默默地服从各种既存的伦理价值。要避免「邪恶的平庸」，端视我们是否能针对各种支配服从关係，进行思辨，若认为「邪恶」即须反抗，才有新的存在可能性。

甚者，前揭米尔格兰教授后来将其实验结集成书，在名为《服从权威：有多少罪恶，假服从之名而行？》的书中，其指出服从的本质「在于一个人把自己视为他人期望的工具，因此不再认为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」，换言之，服从除不思辨自己的行为以外，更深沉的意涵在于规避自己的责任与自主性，而选择追随强人或威权，这或许是民主政治最大的敌人，即心理学家弗洛姆（Erich Fromm）所谓：「逃避自由」。民主社会肯定人民的独立自主性，而将政治的正当性建立在人民的参与；若人民选择不参与或规避责任而将权力集中于强人或独裁者身上，从德国的威玛民主共和退化成希特勒的纳粹威权政体，即为历史的实例。

米尔格兰教授的实验虽然是在一九六○年代的美国，但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且民主化仍未成熟的台湾，我们如何看待政治权威，服从或反抗仍不断地考验着我们所有的人，是选择或逃避自由？

●本文摘自经济新潮社《服从权威：有多少罪恶，假服从之名而行？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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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服从权威》

逾半世纪前，纳粹分子艾希曼经耶路撒冷大审被判处死刑后，身为犹太人的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兰，开始反思权威与服从之间的关係。为此，他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系列挑战人性的「电击实验」，在当时引发不少争议，但现在已普遍获得科学社群的支持。实验的目的在于想知道人类会无视结果、服从权威到何种程度。实验的结果也彻底改变了我们对道德与自由意志的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