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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存久远的往事，近日因读赵玉明先生《学徒办报》及《笔墨因缘》二书，其中一篇有关他卸去总编辑职务原由的文章，再次引我忆起那一段逝去的时光。回想1982年初，诗人痖弦邀我到联合报副刊任职，第一位亲近的报社总编辑就是赵玉明──编辑部同仁都称他玉老。

玉老早年写诗。但他的诗创作始于1951年，终于1959年，轻狂桀傲的我们因此只视他为静止在沙滩的前浪，何曾想过，当我还未出生，他已写下：「夜来了／路静静的躺着／／一线光亮／一只夜萤／墨黑的袋子撕破啦／我迈着有光的步子……」(〈路灯〉)这等晶莹有力的意象。1950年代「主知」声浪高张时，二十八岁青年赵玉明的诗，情深而韵浓：「不要墓碑，輓章，不要花果酒香，／只要在白云底下枕青山，呼吸泥土的芬芳，／青天是幕帐，碧海诵优美的诗章，／我要安静地在这里躺着，守护自由的海疆。」题名〈战士的遗言〉，是时代氛围中的歌声，是现代主义淹没不了的「抒情」；死于国事，死于外地的战士，虽未言伤，而实有「国殇」的篇意。

另一首〈零之告白〉曾经向明先生举示为存在主义佳作：「我是零／不等于什么／／任由最敌意的剖析／二重奏 三重奏／成束的白昼／无值 无感觉的游／／……／／整天的浮着／整天的喘息／整天的啃自己的情绪／一点也不实在的／／饥饿」，可以看成自剖、自我鉴照。〈战士的遗言〉与〈零之告白〉两首诗，呈现完全不同的心理：或讴歌，或虚无，其困顿分裂，映现一代人挣扎矛盾的精神状态。

三十余年前我虽也能感受玉老的诗人性情，印象更深刻的是一位亲和的工作主管。在中央编辑檯忙碌间隙，他时常巡到副刊办公室，有一次他拾起我桌上写的编按，随手拿笔改动了一段，我迟疑，复加申辩，他笑了笑即说：「那就不改吧！」这是长官对部属的肯定。当年我应聘联合报，不必经「试用」，显然亦受知于他，是得他批准的。

1984年冬天，玉老突然辞职，言谈非常低调，同事互相探问，隐隐察知未在水上扬波的暗流。戒严驯养的我的思维，面对此事虽不免惊讶，竟也接受「错登」〈中英联合公报〉须负责下台这一事实。所谓「中英联合公报」，亦称〈中英联合声明〉，是中、英两国领导人为确认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，签署的一项协议。犹是禁忌的年代，让中共占有了「中国」的代表性，获取光荣，这类性质的新闻该如何处理，多有陷阱。多少年来，我从未听玉老谈过此事，直到2015年的今天他才以回忆文章〈这个事儿我错了吗〉，发抒感慨。他说，香港回归的中国，不再是列强割据签字时的那个中国：

可是那个中国的子子孙孙都在，在大陆、在台湾、在港澳、在全球的华裔华人族群中，香港回归，人人有份，是全体中国人的大喜事，不能短视，在北京，不能把回归香港这块饼独吞独占，在外面的中国人，尤其我们在台湾的中国人，不能吃醋，要同喜，张灯挂彩大庆祝，当头等喜事办，这是我这个新闻学徒，在军中为国家卖命廿五年的退伍军人，对整个事件的了解和看法。

而且那时候有一句响亮的口号：「中国的归中国，中共的归中共」，正好用在香港事件上，完全是一个「中国归中国」的好案例，可以大为运用，不能说一套做一套。宣传与事实不符，变成真的也假，好事变成坏事。

然而，因为小家子气的新闻竞争，戒严恐共，因为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卑弱，玉老大气派拿捏分寸地刊布、评论，没有错而必须认错，不应有伤而必须受伤。一个有雄图远略（唉，相对于「谨小慎微」）的总编辑下台了！且不说民族情怀，纯粹以国际新闻的重要，客观来看，刊登〈中英联合公报〉，原是无可置疑的事，但非常时代的运作往往逆反，而个人的运势也就相应沉浮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我从网路上得知，当初与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签署公报的中国总理赵紫阳，仍因政治话题敏感，不得出现于北京中央电视台此一新闻回顾的报导，证明这个世界老这样总这样，在扭曲荒谬的政治权力场中，实有小老百姓不明白却不能轻忽的「老大哥」。「老大哥」一词出自乔治．欧威尔预言小说《一九八四》，1984正是欧威尔特别设定的一个年分！

政治锁喉手使得玉老与我的长属情，仅短短三年。时间不长，影响却为历任总编辑之最，设想包括换屋贷款及能否抵押借钱予一位前辈作家，这样的琐事，我都能与他商量，他也都设身处地帮我拿主意，显然不是只谈公事的硬关係。

此刻，秋深时节，八十八岁的他已自新闻媒体的疆场退隐，我在霜寒的回忆路上偶然散步，三十年前点滴往事真像空山掉落的松子。由于没有日记习惯，许多围炉细节已不复记忆，然而当年我与同事冯曼伦、陈泰裕，子夜下班后，坐在报馆石阶前，和老长官共话星月的场景，始终在心头，永不会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