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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越世代却总也青春的文学前辈，去年不知听我讲起了什么台北记忆（黄昏时从各公寓此起彼落传出的小学生练琴声？），忽道：「妳是台湾水草最丰美时成长的一代。」 图／阿力金吉儿

分享 facebook twitter pinterest 穿越世代却总也青春的文学前辈，去年不知听我讲起了什么台北记忆（黄昏时从各公寓此起彼落传出的小学生练琴声？），忽道：「妳是台湾水草最丰美时成长的一代。」此刻我坐在异乡的书桌前，啣着满嘴青草想我这一代人共享的成长经验，也同时重温了我个人总会再三离群的陈年内心小剧场。种种蛛丝马迹显示，我从小最大的心愿，其实是和乐融融地身处各个群体中，做一个真诚傻笑着而被接纳、喜爱的人，为此我可以放弃内心很多奇形怪状的想法。很多年后，当这个和谐世界的幻想早被我扫入脑海中某个不见光的角落时，我竟偶然读到了卢梭描绘的个人与共和国的理想关係。我记忆中的图像是这样：幸福快乐的个体们，放弃了部分的自我与私利，手牵手，圈成了一个坚实的群体。

我彷彿作了一场梦。梦的另一头，我还是那个台湾小孩，完全不可能理解卢梭怎么设想以社会契约圈成一个法治的共和国；梦的这一头，我阅读着后人如何反覆辩证、分析卢梭思想是否倾向极权主义，心里则清清楚楚感受到，这种定义上再加定义，以辨别不同概念的繁複思路，始终是外于我的。

我是在台湾解严前一年进的小学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一切都直截了当得多：「和谐」是用「听命」和「忍让」换来的，乡亲们都很明白哪些线不能踩。我的成长教育中也充满了什么应该、什么不应该的指令。别人是那样，有时候代表你也该那样；有时候则完全相反，不代表你也能那样──标準是随号令者订的。很少人愿意回答我「为什么应该这样」，包括刚解严后的学校老师。我那随学生家世背景或课外补习与否而改换面貌的小学老师，乾脆直接训斥我：「妳不要管别人怎么样，我讲的是妳不合格，不要牵扯到别人。」此类教训让我深刻明白，在我们的社会里，个人若不能自然属于合格的一群，或因某种你参不透的理由不得人缘，那就要学会退守。因此我早早就画好了一条线：线外的人生，你要我怎样就怎样；线内的世界，请勿踩踏。

我不晓得我是不是属于一个过渡世代：台湾街头运动风起云涌时，我年纪还小，只朦朦胧胧被捲入其中；小我几岁的人，听我讲起我的成长记忆，可能会觉得这像「阿姨说书」。我曾亲眼见过威权体制鬆绑后，平时沉默谨慎的大众集体爆发的愤怒。还是小学生的我，放学后发现好几个街区因示威游行挤得水洩不通，回不了家。一场慌乱中，我坐上好心路人的野狼摩托车后座，绕经嘶吼人群的外围，才拦截到改道前的公车。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，然而群众那不假修饰的愤怒令我至今难忘。那一两年间，英明的领袖逝世了。印象中已没有送葬民众夹道哭泣的画面，但连续剧播到一半，忽然被切断，竟也转为哀悼模式：一个星期的黑白影像，连续放送着领袖生平伟业。后来，我在巴黎看到纪录片里（前）共产国家的档案新闻画面：伟大领袖崩殂，民众如丧考妣地哭倒路旁……我内心那声迟来的「啊」，震得耳膜嗡嗡响。一九八九年，你们记得学校是怎么动员小学生齐唱「蒙上眼睛、就以为看不见……」的吗？午休时还有手势教学，动作配合歌声，每个孩子似乎都唱得很心痛。我们宛然站在正义的一方，为争取自由民主的同胞们洒下真诚的热泪；而本地的怒吼，只在街上听得见，很长一段时间统称社会乱象。

从那时候起，我看到的世界便是双重的。要我怎么相信在这座岛上，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係，「曾经」自然和谐，不是那种「心问口，口问心，几下子一调理，也就变得彷彿理想化了」的骗局？

进入九○年代，我成为了一个好学生。老师们的善意我都感受到了，台湾社会也相对变得开放。对我个人来说，那是段宁静平和的时光，我开始有余裕可以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，而不需自我辩解。不过青少年时期的我，尚未忘怀那个融入群体的梦：我一边也改变说话的方式，沖淡自己的好学生形象，务求和同学打成一片。然而随着升学考试被淘选掉的同学或童年友伴，仍渐渐地不再联络。我曾以为遗憾彷彿是必经的过程……直到有一天，有个长居台湾的法国人问我：「妳不觉得你们所谓的朋友，是在同一个泡泡里相识的同侪吗？这不是我们友谊的定义。」我虽不完全同意他的说法，但听得懂他要告诉我的是什么：看过鲁迅〈故乡〉的人，想必懂得闰土──「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」──为什么只能是记忆中的儿时玩伴。另一个法国朋友，后来写了一本书，其中的「友谊」条目，也指出中文里的「朋友」，乃是同一阶层人士之间水平交往的关係，比如说同学或同事，与法文字根里存有「喜爱」（aimer）之意的「朋友」（ami），概念截然不同。我换句话说，法国菁英之间的政治结盟，不见得不在私领域运作，然而要真正把对方认作「朋友」，则另有其他条件。我不是没遇过法国人口称对方是朋友而实际不然的状况，以上两位的说法，或许只代表：法国人私交的领域，在定义上，可能广于华人社会。

离开台湾十多年后，我不时会重新思考这个关于友谊和群体的问题。一个人真的能因情感的触动而欣赏、喜爱、平等地对待一个完全和你不同的个体吗？其中是否必然包含语言文化相同、地位相同、利益或观点相同等前提？我会这么自问，一方面是因为家乡的二次国族建构，一元看似变多元，却像旧瓶装新酒：族群分门别类，血统、语言、文化、历史决定文学，而非文学在解开官方束缚后，由它们汲取力量，这让我不禁质疑起「文学」是否真可以是「透过个人」而「海纳百川」的一种概念（是我又在癡人说梦吗？）；另一方面，「人在异乡」是我眼前的现实，不是美好或心酸的回忆。面对现实，身为理论上、证件上的个体的我，看在他人眼里，尤其是所谓的朋友眼里，我是否真的是一个「个体」？「个体」被划入「群体」的速度，在异乡快得令人瞠目结舌：我可能是与珍珠奶茶同等级的功能型国际友人代表，也可能是另一些人凑合着用、必要时可当跳板的同乡。旧社会的人情义理，家乡早就不谈了，大多时候只剩下广告标语自嗨；跨越国界以后，在立足点的不平等、外貌和文化的差异之前，人们真能相信某些西方语言定义下的友谊（amitié），追本溯源，乃建立在情感的契合上？

原则上可能是这样的。事实上也是有真友谊的。以上思考，也许只是阿姨庸人自扰，因为大多时候，问题不在此处，在他处。仗着语言的距离，戴着愉悦的假面，往来穿梭两个世界的人们，深知「友谊」不必须经过了解对方的漫长过程，文化交流可以是一笔奇货可居的生意：群体之间反差越大，越有卖点──幻梦即是卖点，也是力量──个人算什么呢？真实又算什么呢？透过文学来看个人与真实，更是莫名其妙地过时啊！现在是虚拟的时代，小说创作不也凭藉着虚构的力量（阿姨书是怎么念的呢）？人们要看的正是虚构的群体呀！为了寻找文学真义而离乡的阿姨，明知此虚构非彼虚构，最后却仍发现自己站在风情万种的双向异国交叉口，看着一场颇有历史渊源的默剧越演越长──有班底、有脚本，便利贴上也有舞台灯光指示，用不着字幕，本地观众根本不需学习外语。

然而这阿姨从小端详着世界的双重性，虽时而横眉怒目，时而决定收拾包袱离开，却不曾气馁过。她很久没作过融入群体的梦了，随着不同语言进入不同世界的她，从各种鹦鹉学舌时期习得的教训，从文学和真正的友谊之中，发现了「阅读他人」及「自我表述」两者相互激荡出的火种。阿姨心目中的人类与人间，不是由国籍、阶级和国界、血缘来划分的。她不断努力的是将眼界放宽，摘掉成长过程中一层层加诸眼前的、颜色单调的滤镜，尽可能与群体保持一种平衡的关係。她希望有一天能如巴尔札克笔下，汇集了三教九流的房客的伏盖公寓，涵纳在个人身上演出的种种人间戏剧──「不是在成排舞台脚灯和布景前上演的，而是一些活生生、无声的人间戏剧」，同时保有她自己不那么戏剧性的声音，低沉地，缓慢地，将双重的世界，收拢、摺叠于文字之中──这是她个人寄身于群体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