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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暗冷火稀微，我依然拿着文字棉花糖烤，慢慢烤，久了总会飘点焦甜美味……

图／达姆

我出身彰化永靖农家，父亲小学毕业，母亲没机会上学，为求子连生七个女儿，我哥终于带把降生，民国六十五年，我第九殿后。一家十一张嘴得吃，父母亲投身货运，祖地四季不休耕，家里堆满代工商品，每双手都投入生产，包装衣服、黏组玩具、堆叠荖叶、搬运菁仔、收割稻米、鞋厂打工。农家首重生存，父母要求勤劳品德，若有人懒散偷钱，父母咻咻执鞭採连坐，读书课业都其次。

在这个并不重视知识教育的家庭，我们在永靖瑚琏路的老家，却充满文字。姊姊们喜爱阅读，架上有洪範、尔雅、九歌，整套琼瑶。《姊妹》杂誌堆在代工物品旁，徵友那一页有姊姊偷渡的青春。家里订了《民生报》，父亲难得空闲，坐着把每一版细细读完，小睡之后马上出门载货。一台破嗓的收音机陪全家拚经济，广播剧侠义传奇，流行歌曲样板政宣，陪全家熬夜赶代工订单。我读，我听，我说，我对电动毫无兴趣，喜欢文字的建构组成，勤查字典。我是受宠的么子，大家都让我，工少做一点，觉睡长一点，大块肉给我，在被窝里瞒着父母偷看的那本新小说先给我读。

小学，老师或许听到了我身体里有文字吵闹着，我不断被推派参加作文比赛，换来房间整墙的奖状。我试着投稿《国语日报》，从没回音。国中，国文老师带我去校外参加县市级的作文竞技，城市的孩子比我挺拔，制服比我好看，写作的姿态笔直，我首次意识到自己的乡下出身，下笔软弱。

高中我离开了永靖，来到了彰化市读彰化高中。当时男校追求阳刚，进操场必须吼唱军歌，校风保守呆板，不重文艺美感教育，我这被同学讥为娘的瘦弱男孩，高一体育五十八分被当，数学平均四十，青春暗澹，寻不得自信的开关。

幸好我有文字，书包里走私散文小说，数学理化课勤读闲书，以断睡意。我学英文快，国文成绩好，作文课连着两节，大部分学生都怕，写作时刻宛如集体被迫入荒漠，但我热爱课堂的写作时光，作文簿一格一格绿，在我眼里都像是家乡的沃田，急着种入文字。我在数学课本上写诗画插图，周记当散文园地，作文课沙沙写掉半本簿。我遇到的国文老师都听到了我身体里文字板块正在互相推挤，评语满鼓励，在校刊上登我的作品。

升高三那年暑假，我去高雄参加文艺营，营队里有写作比赛，全岛各地来的各高中写手齐聚，获胜者有机会略过联考，保送中文系。营队里，我发现原来各校都有类似我的学生，大家一触文字就通电，钨丝晶亮，只想读那些大人说毕业以后赚不了钱的科系，我原来不孤独。遇见了一群啃读文学的同代人，每日话语江河翻腾，我暗色青春来到拂晓，似乎找到日出的开关。但同时，我惊觉自己的不足。来自首都的学生讨论着芥川龙之介、村上春树、赫塞、大卫．林区，已经有人看过《双面薇若妮卡》，我以乾笑陪着热烈，都没听过。我发现，我短缺。

北上读辅大，和首都的同学共读，我的短缺更加明显，简直匮乏。这匮乏并非时髦的台北人与乡下土包子的物质、经济、外表、口音的对立，而是我发现我长期缺乏畅通的求知管道，错过了一整个时代。首都同学们跷课去声援野百合学运时，我正在永靖被一位疯狂的国中导师鞭打，她跟全班说什么都不重要，考试最重要，阻断我们与世界的联繫。同学高中时忙着跷课、打架、抽菸、恋爱、上街抗议，我做过最叛逆的事就只是在数学课读皇冠出版的三色堇丛书。我没听过美丽岛事件，台北新市长是意气风发的陈水扁，社团里有学长提及郑南榕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是谁。

匮乏，于是我开始赶路。首都有云门，有影展，有新书发表会，我狼吞虎嚥。大学四年我热读英美文学与当代中文创作，几乎不写，偶尔投稿，写失恋的诗。我终于看到《双面薇若妮卡》，但我睡着了。

到台大读研究所，蜗居师大路。我去师大邮局领钱，经过一张「全国大专学生文学奖」的海报，一周后截稿，我回住处几天没出门，赶了短篇小说参赛。不久后我意外收到得奖通知，名次佳作，其他得奖人包括童伟格、张耀仁。

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获得文学奖，当年那个代表学校参赛，从未取得名次的乡下孩子，赶了几年路，似乎追上了一些，佳作，天哪，竟然有评审愿意给我佳作。我开始参赛，陆续得了一些奖，实质奖励就是奖金，可拿来缴学费。

毕业后服兵役，军中生活宛如每天被迫吃苦瓜青椒，生吃没任何调味，文字就是当时唯一的糖。新兵训练，我答应连队写一篇短篇小说，参加国军文艺金像奖。书写需要空间时间，他们给我一张桌，我的职责是创作，以及整理连上所有的新兵自传资料，因此我发现站我左边的有杀人前科，前方的曾因性侵入狱，学院里根本遇不到这些人，我跟他们要故事，他们大方给。小说得了第一名，奖金其次，最甜的糖是荣誉假。写作、演讲比赛公文来，我都点头参加，我服役期间有兵逃有兵死有凌虐，熊熊篝火焚去纯真，只有文字是棉花糖，让我在火上烤着吃。

我继续赶路，想多尝点文学奖的甜。除了有历史的文学奖之外，我这一代的写手，刚好遇见各县市文化单位开始编列文学预算，举办在地文学奖，写作者可南北征战。对我这个赶路的人来说，文学奖是磨刀，也是写作纪律的养成。写作者必须挪出一段时空，在截稿前专心完成一篇文，寄出参赛。对我来说，寄出作品，就是写作者的完成了。得奖是烟火、粉底、美衣、匾额，灿烂见世，却不是必须，没有得奖火花，创作者依然活着写着。为奖愿意走一段写作路，广邀殭尸住进肩膀脖子手腕，作品列印，心里闷很久的雷都在纸上响，那是完成，实践。

因为奖，出版社看到我，我得以出版书籍。出版之后却依然觉得匮乏，焦虑，担心没人买，讲座怕空城，签书会就怕只剩自己。我来自吵闹的十一口大家，全家嗓门都大，所以再吵的环境我都能入睡。我习惯的灶脚是大锅热火，大人唇舌击鼓，孩子挤着争食。我终于成为岛屿文学的微小成员，却发现文学的灶脚里火冷粥稀，实在是没几口热饭肥肉，好多人说文字烹煮盛世已过。几个文学奖停办，副刊点阅率低，书难卖。

天暗冷火稀微，我依然拿着文字棉花糖烤，慢慢烤，久了总会飘点焦甜美味。我发现，同辈的写作者也在烤，火的条件再差，许多创作者还是有办法烤出一大块多汁的肉排。我一路上结识的文字创作者，没有人停笔，这路途没清楚路标，但文学里，我们都没有失散。于是我终于懂了，放鬆一些，释放肩膀里的殭尸。进文学灶脚根本不是为了吃肉，只想吃肥肉香鸡就别进来，这里火候小，空间窄，但，可慢炖隽永的汤。

此刻的我，依然匮乏，继续赶。但现在的匮乏不再是知识上的短缺，而是我知道我身体里某个部分天生缺了，写作时，那块缺就会长出一点。这是自我修补的过程，所以就算稿费版税微薄，就算写了那么多年未曾被列入值得期待的世代写作名单，就算终于得了文学奖首奖收到出版社想合作的邮件，对方称我「恩」「鸿」，就算我在某高中对着五百同学演讲请认识我的人举手，只得到一只胆怯的手，就算签书会上有读者拿着与我同名的作者写的人格分析书籍请我签，就算《双面薇若妮卡》依然被我拿来助眠，就算同世代的作者已经写出厚重大作姿态扛鼎，而我只是那个写过柏林什么指南的那个谁想不起来，就算，就算，就算，我还是要写。

话还没说完，甜还没尝完，路还没赶完。